chenweijie595 的个人博客

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前不久，我在台北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模式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上，一个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的崛起，但中国崛起的标志是什么？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这个问题提得很简单，但可以供我们思考一阵子。这里涉及到至少三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中国需要文化崛起吗？第二，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第三，中国能够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吗？近来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讨论再次在中国盛行开来。对这里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讨论或许能够深化人们对文化崛起和创新的艰巨性的认识。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尽管大多数人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强调的是经济崛起，但很多人已经开始涉及到文化方面。中国的执政党刚刚在今年9月召开的六中全会的主题就是文化建设。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文化的崛起，单向面的经济崛起并不能说是真正的崛起。经济崛起大多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计算的。一个国家的GDP很重要，但GDP只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并不能涵盖其他方面。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从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大国的象征。但很可惜的是，二十年之后，中国就被英国所打败，也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时包括英国、法莫道不消魂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

中国古代王权并非集权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传统的文明古国。为什么在一个新兴国家面前不堪一击？表面上看，英国的胜利在于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军和洋枪洋炮。但如果光从军事武器来看问题，就会过于肤浅。再深入一步，人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英国的不同国家形式。在西方来到中国之前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拥有世界上很先进的政治体制，尽管王权体制和世界上的其他帝国差不了多少，但中国的文官制度或者官僚制度是最为先进的。但是这个体制一旦遇到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体制，就变得不堪一击。传统中国王权尽管理论上非常集权，但实际上往往是无比分权，即“无为而治”或“统而不治”。中国自己经常用“天高皇帝远”来形容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体制没有很多制度建设，没有动员能力。王权所拥有的动员能力主要是维持王朝尤其是皇室服务的。因此，尽管当时中国拥有那么高比例的GDP，但这些资源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转化成为政府能力，尤其是军事能力。而英国呢？当时的英国所拥有的是一种全新的 ** 形式，即主权国家。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 ** 。之前，英国所有的是极其分散化的城堡政治。君主政治消灭了城堡政治，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集中。尽管当时的英国的GDP并不算高，但国家能够有效动员资源和使用资源。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当时的英国也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那么问题在于，近代国家形式先崛起于西欧，这里就涉及到文化的崛起。西欧近代国家的崛起是中世纪后期西欧理性文化崛起的产物。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最初源自地中海地区，后来又逐渐容纳了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化的文化。文化的崛起自下而上，文化最后的政治结晶便是近代国家形式。当然这种文化还具有更广泛和深刻的内容，涵盖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国家自15世纪之后，不断产生着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尤其对英国来说，因为是海洋国家，英国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如果当时英国的船坚炮利是其硬力量的话，那么“自由贸易”便是其软力量。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文化崛起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会过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中国强调文化崛起和文化创新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对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崛起的重要性，人们不会有很多异义。但是对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很不好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吗？这个问题一旦提出，中国社会马上就会分化。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是要消灭自己的文化的。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西方的崛起是文化崛起所致，因此认为中国如果要强大起来，就要学西方的文化，去掉自己的文化。在亚洲，日本是一个例子。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去日本化”而“欧化”，即仿照欧洲国家（主要是英国和德国）来建设国家。中国的精英人物也想仿照日本的做法。不过，西欧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因为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运动的崛起而消失。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所接受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西欧是发达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人们可以向往这种文化，但很难搬用到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苏俄为代表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文化崛起于较为落后的国家，对中国比较适应。也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对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的影响很大。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都接受了苏俄文化，尤其在政治上。
日本并非真正西方国家

　　通过接受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这种思维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消失。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集《河莫道不消魂殇》就是典型的代表。80年代之后，尽管人们不直接谈论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最近几年，人们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普世价值观。一些人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相信中国只有接受了普世价值（或者西方价值），中国才会强大起来。很显然，对这些人来说，提“中国是否需要创造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

　　把文化再造或者崛起等同于文化的西方化，或者说把西方的看成是普世的，都过于简单。西方近代文化的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非西方的文化。所有文化或者文明，因为都是人类社会创造和积累起来的，都存在有普世性的东西。的确，自近代以来，西方的文化话语一直占据强势，但这既不是说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没有相关性，更不是西方文明是普世的论据。中国文化和文明中的很多因素也可以是普世的。

　　日本一般被视为是属于西方国家。但日本并非真正是西方国家。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工业化和民瑞脑消金兽主化的制度形式，但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其运作规则还是保留着浓厚的日本传统。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把西方形式和日本传统内容结合得很好的国家。同样，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在中国的成功也并非直接照抄照搬了苏俄模式，而是对苏俄模式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也就是当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日本政治制度是西欧自由主义日本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人比黄花瘦产党政权是较为落后国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外来文化，如果要成功，都必须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长期历史演进的产物，其可以变化，但不可以被取代。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人们可以说，中国需要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如果中国单纯接受西方文化，那么中国就不能算是崛起。当今在中国盛行的各种“主义”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尽管在中国因为加入了中国要素而变形，但很难对西方发生任何影响力。西方可能因为中国接受了他们的文化而高兴，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文化具有了吸引力。很多年前，有一位美国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写了一本讨论亚洲的书，书名叫“More Like Us”（中文可以译成《非常像我们》，就是说亚洲国家随着发展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了。这当然是西方的胜利，西方的崛起，而不是亚洲的崛起。亚洲通过学习西方而崛起，这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的解释，也为亚洲大多数人所认同。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当然不是除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亚洲只是西方的延伸。

　　显然，第三个问题更难回答，那就是，我们基于中国文化之上，有能力创造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文化但又可以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产生一种不同的文化比较容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一些文化比较强势，而另一些文化比较弱势。强势文化具有话语权，为比较多的人所接受，而弱势文化少有话语权，甚至没有话语权，不为人所接受。也就是说，要创造一种不同于其它文化圈但同时又可以被其它文化圈的人所接受的文化，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历史上，宗教文化，包括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文化是这样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一种文化，至少在东亚文化圈里是这样。

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

　　造就这样一种文化很难，但不是不可能。我们在这里以“东亚模式”的例子先来讨论东亚经验。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本题为“The East Asian Miracle”（中文译为《东亚奇迹》）的书，肯定了亚洲的发展模式，并指出东亚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这个研究项目的出台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东亚模式”，因为他们认为东亚模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东亚是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因素促成了东亚模式。当然，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认为自己的发展和西方的不同。这些经济体成功了，就可以开始说话，开始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尽管西方主流学者的反对，这个研究项目最后是在日本银行的大力支持下成功推出。今天尽管也仍然有人不认同“东亚模式”，但东亚模式已经为西方主流所接受。更重要的是，东亚模式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和接受的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在知识界，人们围绕着东亚发展模式已经发展出一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套体系由各种亚洲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国家和政府的经济角色、社会因素例如高储蓄率、强调教育、家庭的作用等等。

　　和东亚的经济话语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话语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这方面，即使是亚洲的主流话语都是从西方进口而来。亚洲国家和地区没有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很多政治体系即使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和西方的非常不同，但也都伪装成西方政治体系。日本是很典型的，韩国也差不多。实际上，即使是民瑞脑消金兽主政体，亚洲国家的组织方式和西方很不相同，除了形式上的定期选举之外。比如，日本被视为是西方式民瑞脑消金兽主，但自民党一帘卷西风党独大模式和西方民瑞脑消金兽主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这种不同。可以说，亚洲的政党、政府、社会等等方面的组织有它们自身的规律。尽管在形式上套上了西方政治形式，但并没有改变其文化性质。
中国尽管也属于东亚，在发展的很多方面也类似于东亚，但较之日本和“四小龙”，中国更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东亚经验表明，中国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可能性创造一种不同西方的文化话语，但这会是一个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
作者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12月为浙江人文大讲堂所作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范式？》的演讲节选的第一部分。

中国人常觉得，“老外”不懂中国，但有些关于中国的问题，还是问“老外”比较好。比如：“外国人怎么看莫道不消魂中国？” 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去问一百个中国人，还不如去问几个三里屯酒吧街的“老外”，因为问题的核心是“外国人的看法”。

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推广公共外交，这是件很好的事。但是，我也发现，中国正在犯着几乎与几年前的韩国同样的错误：忽略“老外”的想法。

你想必要说：“不会吧？”但不会的事情是会发生的。比如，最近我参加了一场中国公共外有暗香盈袖交论薄雾浓云愁永昼坛，这个论坛中的一个专题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我以为发言者应该都是外国人。但是，当时全场只有一个外国发言者，而且他是高中毕业后就来到中国的，是一个思维方式已经“汉化”的外国人。整整三天的论坛让我感觉到，我听到的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当然，这也很有价值，但是，这跑题了。

公共外交属于国家核心利益，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公共外交是以增强国家“软实力”、促进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的新型外交形式。“冷战”期间，积极的公共外交对美国赢得“冷战”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的信息时代，公共外交已成为国家的战略工具，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提升这方面的“软实力”。

但是，认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如何操作它还是两码事。往往因为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公共外交得不到我们所盼望的效果，甚至会事与愿违，引起误会。比如，中国在国外很多地方设立的孔子学院，在某个西方国家却被认为有间谍机构嫌疑。

公共外交方面的挫折经验，韩国也不陌生。韩国政府为了向世界推广自己，曾推出一个听起来很新鲜的英语宣传口号：Sparkling Korea（“闪耀的韩国”）。这当然不是随便选的，是由一个韩国专家组通过深思熟虑决定的。

不过，结果很惨。听到这个口号，不少西方游客置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韩国人想表达什么？” 一位西方人甚至很礼貌地纠正说，虽然这句话在语法上没问题，但是地道的英语一般不会把一个国家形容为sparkling，听起来不自然。

这个细节被媒体报道后，在韩国引起了很大争论和反思。主流媒体连续几次刊登了专门的分析文章。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韩国人研究地不够，而是他们没有向外国人征询意见。公共外交的受众是外国人，但他们忽略了他们的受众。

后来，韩国也慢慢懂了这个道理。目前在韩国的国家机构里，负责对外传播韩国文化、吸引外国游客到韩国观光的官半夜凉初透员，是一个娶了韩国妻子的德国人，名叫李参。他在2009年被总统任命为韩国观光公社社长。

现在，中国已经拿着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的武器，向世界开展了全面的“魅力攻势”。它的“攻击目标”是世界民众的心，试图打动他们，从而改变其眼里的中国形象。中国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因为中国有“形象赤字”。作为一个韩国人，我在美国学习多年后到中国发现，我亲眼目睹的中国，比以前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好得多。中国确实需要通过公共外交来弥补“形象赤字”。但我不得不问：在这方面，中国做得成功吗？

“我们中国真正的朋友，一个也没有。”那次参加论坛的一位中国发言者这样说。一位中国专家也担心：“中国好像在世界除了朝鲜以外真没有朋友，非洲人也很抱怨中国。”

这当然是夸张，但是大家都明白他发言的要点：中国，特别是在最近，确实看起来在世界上的朋友少多了。不说很远的国家，就是中国周边的国家中，中国有几个朋友？

11月2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带有“ ** ”意味的文章，题为《对抗中国霸权的联盟》（The Coalition Against Chinese Hegemony），意思是中国周边的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对抗中国的霸权。

中国说自己是“和平崛起”，但一些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越来越有“霸权”气息。

一些中国人说，这是美国的战略，鼓动中国周边的小国家来“包围”中国的崛起。在世界历史上，崛起的大国和衰退的强国之间发生交锋时，周边国家一般都选择崛起的大国，因为它们知道自己未来的国家利益在哪里。那么，为什么目前大部分国家还是站在美国一边？美国的吸引力在哪儿？我认为中国的战略者在这方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思考。

在南海问题上，一位中国学者把中国描述为一些小国家“合纵连横” 的“受害者”。他抱怨说：“中国和平崛起，周边国家怎么这么不了解我们！”

我只是想问他：“你问了老外了吗？你问那些小国家了吗？”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绝大多数国家认为“和平崛起”只是中国的战略口号。

消除这种误解最好的方法是全面推广中国的公共外交，通过“软实力”来“纠正”世界对中国的错误想法。但，怎么开展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具体技巧、操作方式、跟世界沟通的语气，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世界对中国的崛起保持“摸着石头过河”心态的今天。中国自己展开每个新公共外交项目之前，也要先摸清对方的情况，掌握对方的心理，这样才会更有效。中国有句古语说的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最后，我认为，中国在国外推广公共外交时，依据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来行动，是一种战略错误，这是一种中国式的“设身处地”。因为在这里，考虑对方心情的出发点还是自己的立场，还是在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来推测对方的好恶。在公共外交上，这显然是不对的。

公共外交的舞台是世界，而不是中国国内，世界有其自身的游戏规则——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在罗马时, 就照罗马人的规矩办”，用中国人自己的话说，就是“入乡随俗”。

香港文汇网引述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华尔街，这条还不到五百米的狭窄的街道，掌控着全球金融的命脉；它经历了战火的洗礼，恐怖的袭击，却依然站立在世界金融的最高峰不断地缔造“神话”。

　　这条离中国人很遥远的街道，如今却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从石油、房子、粮食、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期货等等，总是闪烁着华尔街的身影，它如何影响着我们?

　　华尔街的财富游戏到底怎么玩?陈思进曾很直白地说：“在华尔街，以道德标准游走其间是无法生存的。华尔街就是吃你钱的地方，而且是冠冕堂皇地掠夺财富。”

　　先驱语录

　　★金融霸权是这样一套体系，以华尔街为战舰，用强大的金融资本为武器，以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为暗器，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的掠夺中国的财富。

　　★既然中国要与国际接轨，你必须认清，资本市场好似丛林，华尔街不是慈善机构，投行来中国，不是与你友好，而是看上你的钱。

　　★金融业要严格限制，应该回归到传统的融资那部分，给高科技、新兴产业融资，鼓励发明创造，这才是合理的资源调配。不能说去玩次贷、玩衍生这些虚的东西。

　　“一杯充满泡沫的啤酒”

　　《国际先驱导报》：你个人有华尔街投行的经历，现在又来揭露华尔街的真莫道不消魂相，有媒体甚至把你称为“华尔街的中国卧人比黄花瘦底”，能否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及对华尔街的认识过程?

　　陈思进：我 1994年进入华尔街，最初我是作一种衍生证券的软件系统，那时刚好赶上金融衍生化，而金融衍生化只有通过电脑软件才能成为现实。我做这些产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衍生证券是如何玩的。金融衍生化实际不会产生任何财富，只能做财富的再分配，因为这时蛋糕已经定了，衍生化就是切蛋糕，有人分多了就有人得少了，华尔街总是切下最大的蛋糕。在金融第一阶的时候，股票上市、企业融资、重组兼并，那时华尔街虽然并不会直接产生财富，但是它至少进行金融配置，还是有积极意义。而衍生化只是在玩游戏，通过衍生化实现利益最大化。

　　举个例子，美国2007年次贷总额是1万亿美元，这是没有衍生过的。而美国房市自金融危机来共蒸发掉7万亿，早就把次货1万亿消耗掉了。次贷变次债是第一阶衍生，第二阶衍生就是CDO、CDS等，然后不断地衍生，最后次贷变成了68万亿。但纸面上的价值，实际上只有1万亿，华尔街通过杠杆不断地放大这个泡沫。这个泡沫虽然非常大，但没有产生更多的财富，这是虚的东西。华尔街在最高点的时候可以赚钱，而且拿的钱是真的，泡沫从1万亿到60多万亿，华尔街拿了两万亿，他们已经赚了，却形成了巨大的窟窿。

　　这就好似啤酒泡沫一般，一杯啤酒刚倒出来时，看着是满满的一杯，只要你喝掉一口，泡沫化去，剩下的啤酒就快没了。金融衍生化，就好似啤酒泡沫化的过程，而投行喝去的是去啤酒，剩下就是泡沫了。

　　华尔街现在不是靠“低进高出”赚钱，而是通过金融产品把资产泡沫吹大，这样他们可以捞钱，泡沫越大越容易捞钱。华尔街的本质就是原始丛林，就是赚钱，没有道德可言的，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中国楼市泡沫背后有华尔街影子

　　Q：在中国人看来，华尔街离我们的生活还远，而您认为华尔街与中国楼市泡沫有关?能否以中国楼市为例，谈谈华尔街是如何洗劫中国财富的?

　　A：我们要知道，资本是要逐利的，华尔街是全球资本的集散地，有各种基金、投行。他们寻找的是最赚钱的东西，这种东西又是人人能参与的东西，因为人人需要，杠杆的比例就越大，比如房子，每个人都会参与，每个人都会借贷，只有借贷，才会产生泡沫，房地产是掠夺财富的最佳工具。一般人买电视、电脑不可能贷款，而购买房产绝大多数人都会贷款，这个泡沫可以吹大，杠杆的比例也越高，资本的利润也最大。从南美到日本再到台湾香港，所走过的路都一样。中国城市化建设需要造房子，华尔街看中了这个。

　　中国房地产真正全面的泡沫化是2005年开始的，当时有声音说中国有泡沫，这是华尔街发出的。为什么他们说有泡沫?这时他们准备进场了，让价格先候着，这叫唱空做多。2005年之后泡沫迅速膨胀，中国政府2008年准备调控，但因为金融危机，中央四万亿救市，这些钱大多数进入了房地产及相关产业。这个时候摩根、高盛几乎全进场了，泡沫迅速膨胀。

　　2008年中国房价还有望软着陆，但现在已经相当难了。现在华尔街投行已经开始撤了，因为他们已经赚了很多，而且他们觉得房地产升值的空间已经小了，加上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撤离。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房地产已经不是利润最大的产品。他们可能留在中国，继续去炒作其他商品，也有可能做空房产。

　　华尔街正在给中国下套

　　Q：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被华尔街下套，这是一场阴谋?中国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你如何看国内盛行的阴谋论?

　　A：被下套这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只要进入这个体系一定会是这样，华尔街不是针对中国，而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可趁之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只有这些地方机会才是最多，才有吹泡沫的机会。

　　像北欧是全球最富的，但是华尔街从来不会去那，因为他们不玩金融衍生，除了冰岛外华尔街不可能到北欧那去掀起风浪。而冰岛恰恰学华尔街玩金融，最后垮了。既然中国要与国际接轨，你必须认清，资本市场好似丛林，华尔街不是慈善机构，投行来中国，不是与你友好，而是看上你的钱。

　　华尔街投行说帮中国几大银行注资，提升国际影响力。他们以低价格注入，到了高位的时候再卖出，赚得盆满钵满。这不是阴谋，不是恨你中国，也不是爱你中国。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没有爱与恨，他们只是爱钱。但客观上，这是掠夺了中国人的财富，这是客观产生的事实。但华尔街不觉得，他们是希望钱生钱，从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到房子再到粮食都这样。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他们赚钱是公开并似乎“合法”的，因为游戏规则是他们制定的。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看到金融霸权是这样一套体系，以华尔街为战舰，用强大的金融资本为武器，以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为暗器，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的掠夺中国的财富。

　　美国政府也被华尔街挟持利用

　　Q：华尔街进行财富掠夺时有没有一套配套的体系，它是如何自我包装的?

　　A：华尔街主要是利用媒体，媒体帮他们唱空或唱多，具体分几类：1，唱多做多。这是他们在建好仓后要做多，于是通过媒体唱多;2，唱空做空。这时他们要做空，他们希望价格向下跌，他就利用传媒唱空。3，唱空做多。他还没买进的时候，希望跌一阵以便做多。就像2005年华尔街说中国房市有泡沫，这时他们准备要进入，所以要唱空，等于把房价往下先压一下，掩护自己进来做多。4，唱多做空。现在美国投行说中国房市不会跌，这时他准备撤了，这是胜利大逃亡。

　　Q：美国政府是不是也在主动配合华尔街的“洗劫阴谋”?

　　A：美国政府还不能说主动参与他们配合，而是他们玩砸了，逼政府来救市。美国政府主要是被华尔街挟持利用，他们会逼中国政府走一条路，比如人民币升值。金融霸权实际有一套老的伎俩：逼迫人民币升值，进而整垮中国出口业，以及吹大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和房市泡沫，促使人民币自由兑换。

　　中国没必要走华尔街这条路

　　Q：中国是否需要走出这样一条与华尔街相同的道路?

　　A：华尔街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明，其单纯的融资功能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了金融衍生阶段后，积极意义越来越少，负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不仅洗劫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财富，美国本土也不放过，正因为这样，才会有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个人认为，中国没必要走华尔街这条路。占领华尔街运动已经引起全球的反思，这可能会成为这个世纪初的一个转折点，经济需要回归到实体，金融业要严格限制，应该回归到传统的融资那部分，给高科技、新兴产业融资，鼓励发明创造，这才是合理的资源调配。不能说去玩次贷、玩衍生，德国和北欧一些国家就不玩这些虚的东西，他们的经济发展就好，而且也没有金融危机。

　　Q：在资本市场上还是新手的中国，如何才能避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创造积累的财富被国际金融资本洗劫?

　　A：我们自身内部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机制，比如楼市该迅速降温，回归住房租住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炒作的工具，还有对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应更加大监管力度，使其更加规范，只要我们自身内部有一个健康的机制，外部的病毒就没有侵袭的机会。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对于全球化资本的逐利，中国需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一要知道华尔街是狼，要学会与狼共舞。尽管华尔街是微笑来的，他说要帮你重组、帮你融资，但他不是慈善家。中国要尽快招募爱国的金融人才，而不是洋买办，不能让那些人帮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我们不要老是用阴谋论思维，那个思维会阻碍中国的进步。阴谋是弱者的思维，中国要成为强国要成大国，需要大国的金融谋略。

　　【访谈对像】陈思进，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资深顾问，央视大型纪有暗香盈袖录片《华尔街》顾问，曾任瑞信证券部助理副总裁，美银证券公司副总裁。着有《金融让谁富有》、长篇小说《绝情华尔街》和《华尔街大骗东篱把酒黄昏后局》等。财经金融普及新着《看懂财经新闻第一本书》即将出版。

2011年10月29～30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 N D P)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在海口联合召开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为主题的第7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校和24个省(市、自治区)的官半夜凉初透员学者，德国、印度、俄罗斯、挪威、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 D )等国际机构的国内外专家40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与会专家就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前景与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中国难以置身之外

　　1.世界经济增长不容乐观，挑战严峻

　　对未来几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专家们普遍不容乐观。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世界经济正处在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重要一个结构变动之中，不确定性明确增多。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有四个方面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二次衰退的风险。欧洲已经进入二次衰退；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掉头向下，第三轮量化宽松(Q E 3)箭在弦上。世界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二是欧洲债务危机。欧元的崩溃是有可能的，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三是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带来新的影响。有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巴西等，有可能会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甚至引发货币危机。四是今后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将处于无规律的动荡之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指出，虽然欧盟通过解决债务危机的政策安排，但经济恢复增长仍然是困难的，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普遍低下的民瑞脑消金兽意很难在短期内解决。欧美经济全面恢复需要很长时间。

　　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指出，亚行对于日本、美国及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测是，2011年为1.3%，2012年为2%，亚洲(不包括日本)2011年和2012年增长都将达到7.5%，主要是中印在推动。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玄旿锡指出，世界经济还存在着不稳定性，风险在进一步积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是由世界经济不平衡所带来的，走出危机必然要求形成新的平衡。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朗哈默尔认为，需要强调世界经济下行的风险和复杂性，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二是金融危机恶化使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赛义德也认为，现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危险阶段，人们对国际市场信心在下降。

　　2.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指出，201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第一，人均G D 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第二，中国G D 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国；第三，中国出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这些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迅速崛起。13亿人的大国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指出，中国未来5～10年的转型与增长，不仅对中国中长期发展具有历史性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恢复增长也将起到越来越大作用。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中国的发展，不仅要引领世界经济增长，还要有担当国际道义的意识，要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负起责任。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指出，IFM预测2016年有可能中国引领世界，目前“国际化正在融入中国”，需要中国扮演大国角色。

　　O E C D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雷森认为，中国地位在继续上升，世界经济中心正在东移。发达国家已经很难起到世界经济增长引领的作用，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需要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二、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比较乐观，但也面临巨大挑战

　　1.中国经济有望保持中高速增长

　　与会专家对中国经济增长普遍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迟福林指出，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未来10年，尽管国际市场有可能继续动荡与萎缩，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上升的通道。由于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中国并不缺乏新的增长点。例如，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8%自由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如果最终消费率从47%提高到65%，并且能够保持和G D P同步增长，资本形成率降到35%，我国仍然能够保持9%～10%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资源与能源的消耗可以大幅度下降，全面福利水平提高1/3。

　　庄巨忠指出，亚行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分别为9.3%和9.1%，2010～2020年可以达到8%的平均增长，2020～2030年可以达到6%的增长，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O E C D经济学部中国问题研究主任赫尔德认为，中国还有广阔的增长空间，未来10年中国还会保持较快增长，5～6年后中国有可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20年，中国将有一半的省份成为高收入地区。

　　2.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在增加

　　迟福林认为，当前“增长主义”理念还相当普遍。判断未来5～10年的中国增长前景，重要的不是预测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不是何时能进入“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而是要考虑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理念怎么扭转、由“增长主义”带来的结构扭曲怎么校正、体制改革如何突破等等，否则，经济风险将很难避免。

　　曹远征指出，到2011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两个回落：一个G D P增速开始逐级回落，二是C PI开始回落。这个回落是在预期之中的。但从回落结构看，反映出中国中长期的因素开始在发挥影响。第一，世界经济可能长期低迷，中国出口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第二，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快速上升“刘易斯拐点”出现；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第四，资源和能源约束越来越严重。从短期看，中国经济面临两个挑战：第一，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而且下滑不断加速，有可能出现“落差过大”；第二，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突出。为此，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走向还是维持2011年的基调，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微调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要更加积极一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偏宽一些。

　　张燕生指出，目前世界出现多个变化：一是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治理举步维艰；三是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动荡越来越多。这些给中国经济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中央党校前副教育长王瑞璞认为，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三大风险：第一是经济风险，具体表现为环境破坏、能源资源短缺、人口就业压力等；第二是社会风险，例如贫富两极分化、城乡和地区差别较大；第三是政治风险，例如政府自身建设等问题。

　　庄巨忠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增长面临两个下行风险：第一，工业化国家增长不如以往，对亚洲出口带来影响；第二，通货膨胀率较高。亚洲2011年通货膨胀可能达到5.8%，2012年可能达到4.6%，这加大了宏观经济稳定的难度。

　　玄旿锡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国民收入增长和生产力提高结合起来。积极一面是可以促进国内需求增加，消极一面是提高了企业成本，可能会使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降低G D P增长速度。

三、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容忽视

　　迟福林指出，快速增长是好事，但把握不好，也有可能出现“成长陷阱”，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多数人福祉的增加，反而积累和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中等收入陷阱”是“成长陷阱”的一个方面。中国要避免“成长陷阱”，需要改变普遍存在的增长主义倾向、政府主导倾向，要防止把政府主导当成“中国模式”。

　　孔泾源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未来10年中国进入新的发展转型阶段，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保守估计，如果经济未来10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7%，十年后翻一番，就将站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过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来看，需要尽快突破原有的瓶颈，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长路径锁定。

　　2.“中等收入陷阱”根源在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

　　与会专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中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体制根源：

　　过渡性体制的不确定性。吴敬琏认为，当前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过渡性的体制，这种体制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资源约束。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认为，目前的发展瓶颈问题是资源问题。如果发展方式不正确，资源环境约束将会极大的影响到人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中国人口众多、资源不足的约束条件，可能是制约发展的陷阱。

　　收入分配不公。王小鲁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引发不稳定因素，而且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导致投资消费失调，使内需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国很难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高级顾问何伯认为，经济问题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都存在，但贫富差距是导致许多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陷阱”不仅是“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是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

　　社会停滞。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指出，社会停滞可能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而贫富出现代际传承意味着社会结构出现定型化。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走出定型化与停滞化的社会，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不协调。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罗黛琳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支柱均衡发展。一些国家往往只关注经济增长这一“长子”，忽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这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如果未来10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等方面没有突破的话，很难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通过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司嘉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这些国家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社会发展停滞。但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发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教授认为，中国能否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未来10年中国能否有效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型。一方面，如果抓住机遇，改革有实质性进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突破，那么未来10年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平稳的社会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如果丧失机遇，导致方式转变长期停滞不前，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教授指出，增长不等于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防止增长主义导致“成长陷阱”。为此，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宋晓梧指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展望。政府和市场边界划清了，经济结构得到合理的调整；社会体制培育起来了，社会关系合理了，就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民建中央副主人比黄花瘦席辜胜阻指出，只有经济转型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说“人口红利”使中国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向中等收入国家，那么未来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则要靠改革和创新形成的“制度红利”。

　　孔泾源指出，未来10年科学发展依赖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单靠政府的引领和推动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包括资源价格改革、科技体制等，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系数比较小，但应当建立在“三个到位”的基础上，即：如果中国改革能够到位，如果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到位，如果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到位。

　　■外方代表观点摘录

　　司嘉丽(德国国际合作机构驻华首席代表)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必然发生。韩国、日本、新加坡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经济规律。从实践看，社会生态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是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有自我的理念。国家提供公共人比黄花瘦产品，但不从事私人部门可以更有效开展的活动；二是社会生产基于社会团结的理念，社会有能力的人注重保障不太富有的人的机会和生活水准；三是有平等机会的理念。国家提供平等的机会，保障所有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有能力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享；四是均衡的理念。在社会生态市场经济体系下，劳资双方通过社会结合起来，参与到与国家的对话中，实现有效的均衡；五是有社会包容的理念。经济增长和效率不是目标，而是一种工具，带来社会包容，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平等分配。

　　罗黛琳(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兼U N D P常驻代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但一些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增长，忽略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从经济增长主导走向可持续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需要系统性的变革。中国“十二五”规划已经充分意识到三大支柱的重要性，当前是过渡的关键时期，重要的在于社会动员。

　　庄巨忠(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

　　亚行对中国长期增长持乐观态度，但也提醒面临的挑战。持续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中国增长潜力的关键，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政府方面，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不应成为未来改革发展的障碍。

　　普洛伊(南非贸易与产业政策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看人们收入提高和能源消耗是不是同步。南非这些年的发展，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可持续发展，依赖于人的发展、有就业的增长和绿色的发展。

　　雍博瑞(瑞典前驻华大使、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协调人)

　　中国非常重视社会稳定，但只有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社会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有社会信任和社会问责，才能保证长治久安和社会稳定。中国制度还存在缺失，在透明度、获取信息的权利以及问责制等方面都要加强。在社会问题上，政府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从国家层面来看，推进法制改革对于中国改革很重要。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建设十分薄弱，政府职责尚不清楚，需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责任。

　　弗敖兹(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也是最大的问题，缺乏私人投资。很多产业有国有或者是与政府相关的公司参与，使得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很难进入；第二，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第三，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很低。目前马来西亚研发投入只占G D P的6%，导致劳动力技能缺乏，劳动生产力增长乏力；第四，官僚体制导致成本上升；第五，价格管制。阻碍了公司的成长，也带来了经济结构的扭曲。

■中方代表观点摘录

　　迟福林(中改院院长)

　　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不能固化为“中国模式”。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把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因于“政府主导”，把“政府主导”作为“中国模式”的要件，甚至等同于“中国模式”。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重在推进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这就需要在“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绿色增长、市场导向、政府转型”等方面取得明显突破。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

　　中国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热烈议论。一部分论者认为存在“中国模式”，而且依靠这样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但是，客观 地 看 ， 并 没 有 所 谓 的 “ 中 国 模式”。当前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是一个双重性的体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既可以成熟起来成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也不能排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原因，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势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是强势政府，可是结果有目共睹。强势政府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显现。

　　中国改革还有许多大关没有过。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既包括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括旧的管制经济因素，形成半管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格局，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管制经济的状态。为此，需要采取坚定而实质的步骤推进改革。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首先是设计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设计政府在这个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应该做的事是市场做不来的事，也就是说市场失灵的事由政府做，公共人比黄花瘦产品的提供由政府做。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府与市场作用再思考。第一，企业和市场仍是经济转型主体；第二，政府应推进市场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监管；第三，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第四，大幅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公益性规制；第五，慎用部门性产业政策，加强普适性政策；第六，主动引导和接受社会监督，鼓励各界广泛参与，凝聚改革和转型共识。

　　政府转型：“闲不住的手”应当在哪儿闲不住？第一，由市场上的运动员转为设计师、监管者和裁判员；第二，由一般经济建设领域转向社会和生态建设领域；第三，由注重缩小经济差距转向公共服务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大体均等；第四，由注重账面财富积累转向注重真实福利水平提高；第五，由注重物质资本投入转向优先投资于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创新。

　　汪玉凯(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转型，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破除自身利益。首先要从理念上破除政府可以有自身特殊利益的思维；二是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把政府作为严格限制在公共领域；三是加快自身改革的步伐，减少行政审批，公开官半夜凉初透员财产、降低行政成本，废除各种特权；四是改善公共政策，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五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

　　刘尚希(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

　　中国过去30年主要是推进经济改革，现在应当进入到以社会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在社会改革基础之上推进政治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合理顺序。社会改革的重点是推进社会平等，建立社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机制，最终达到“政府约束资本，社会约束政府”的状态。当前社会体制改革应从两个方面重点加强：一个是加快推进城乡改革；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共人比黄花瘦产权制度。

就在大家都拿温莫道不消魂家半夜凉初透宝总理“政策预调微调”说事的时候，殊不知总理在同样的场合还有这样一段话：“金融危机已经四年了，这四年给我最深的教育就是一个国家要想能应对危机，必须有发达的实体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又必须有创新的和科技的产业作为主导。这样我们就会减少泡东篱把酒黄昏后沫经玉枕纱厨济对财政金融的冲击，也减少国际金融市场对我们的影响。”

无疑，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告别房地产泡沫、转向实体经济繁荣才是正道。若这一次我们再度重启货币刺激，房价又一次暴涨，那中国只能错失实体复兴的最后机会。

要知道，目前正值一轮新的产业革莫道不消魂命时代，大危机之后，美欧的新产业、新科技正在一日千里。虽然他们看起来混乱一片，但是足以驾驭下一轮经济增长引擎的行业，不久后就会出现。总理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正在催生新的科技革莫道不消魂命和产业革莫道不消魂命”。很多几年前尚且无法想象的新名词、新产品，在这两年已经大面积出现。

而中国在科技和产业革新方面，已经开始再次被甩在后面。若这一次完不成房地产大革莫道不消魂命，整个国家仍旧被房地产泡沫所笼罩，只怕十年后回头看，我们一定是又一次的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说，这一次，调控必须顶住压力，加快推进制度变革。

“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坏了！”一位市场人士无可奈何地感叹道。
　　这种一概而论的判断也许过于悲观。但是，当我们从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中介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等多个角度审视当今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环境时，又不得不生出深深的认同。
　　《经济参考报》一周来刊发的“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透视”系列报道揭示了这样的景象：众多上市公司只知圈钱而不思回报，把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当成只取不予的“提款机”；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做大规模→提取高额管理费”的短期利益驱动下，忘记了为基金持有人创造价值之“天职”；本应在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交易中秉持中立立场的各类中介机构，也往往见利忘义；在如此弱肉强食、巧取豪夺甚至欺诈成风的生态环境中，“与狼共舞”的普通投资者只能落得“赔钱，赔钱，还是赔钱”的“俎上肉”命运。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有这些令我们不得不反思两个基本问题：股票市场是干什么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什么？
　　股票市场是分割的股权交易和流通的场所。因为分割，中小投资者能够参与到企业的投资活动中，同时，那些有着良好发展前景的企业能够实现规模化融资，迅速发展壮大。这样的制度安排，使股票市场在宏观上能够高效率地优化资源配置，在微观上可以有效推动企业改革、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为伟大公司的出现创造条件。
　　由此可见，股票市场赖以生存的发展前提条件是上市公司价值的持续增长，市场各方都应围绕价值这个核心来运转，构建以价值增长为核心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比如，证券分析师帮助投资者分析公司的成长性和投资价值，机构投资者通过趋利避险的组合投资为客户创造价值，会计师审计财务数据以确定公司价值的真实性，交易所应创造“三公”环境以实现价值的公平交换，监管机构则应严厉打击各种违规违法行为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只有在这样的价值链中，作为融资者的公司才能得以在诚实守信的正向引导下不断成长，投资者通过现金分红和股东权益的增值不断获取回报，各类中介勤勉尽责、各得其所。如此这般，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方能回归本位，成为市场各参与方协同创造价值，进而增进社会整体利益的生态圈，成为创造财富增量而不是零和分配财富的所在。
　　构建以价值增长为核心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需要在整体制度设计上切实以股东权益为核心取向，形成明确的股东权益回报机制、股东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机制、股东对公司的监督机制，并在发行制度、询价制度、上市制度等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
　　构建以价值增长为核心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需要监管部门切实把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放在重中之重，严厉有效地打击操纵、欺诈、合谋、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违反“三公”原则的行为，为构建健康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文化提供制度支撑和执法环境。
　　构建以价值增长为核心的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生态，需要培养既有良好职业素质更具优良职业操守的投资人和投资机构，要改革现有公募基金的设立制度、监管制度、管理制度，形成追求长久利益的价值发现和价值投资队伍。
　　期待中国股东篱把酒黄昏后市新生态早日形成！

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中国之行，近期正式拉开帷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亦不断创出新高。在修补中美关系之外的经济议程上，外界普遍认为，关注将集中于美国国债以及人民币汇率。作为第一位的全球储备货币，美元的地位近些年却遭受了空前的打击。这一方面说明单一货币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面临更多稳定性考验，另一番构建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趋势势在必行，这也使得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成为理念上的可能，也具备现实的可能。

2009年4月首次推出人民币贸易结算政策至今，数据显示进展迅速。从贸易结算金额看，2011年上半年，已办理人民币贸易结算金额9500亿元，同比增长13倍。从香港的人民币存款金额看，上半年已超过5000亿元，预计今年末可超万亿。

这种态势鼓舞了不少政策和市场人士，并诱发出豪情万丈的畅想：到2020年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中的占比将达到10%甚至更高，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大致相当。果如所期的话，那就意味着到2020年人民币将成为国际金融交易中活跃货币和并有望跻身国际储备货币行列。因为按照经验标准，如果一种货币在全球金融交易中的占比超过1%，那就是国际活跃交易货币了；如果其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超过3%，那就跻身于国际储备货币行列了。

这似乎暗示，人民币将能够在2020年正式登上进入国际舞台中央的第一个里程碑式阶梯。这一时点与中央提出的“上海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的部署不谋而合。

一切看似令人激动而值得期待。然而，如果仔细梳理各方分析人士和官方表态，却不禁感到这种雄心总体依然是相当懵懂的。货币国际化的本质和当下应当优先考虑的政策步骤，仍然有待进一步厘清。

一个什么样的货币才能最终成为国际化的货币？

经验研究表明，此类货币一般是贸易大国的货币，其所代表的经济规模要足够大、对内币值（通胀稳定）和政局要较为稳定。符合这些条件的货币不少，但最终晋升为国际货币者寥寥。因而，这些充其量只能说是某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候选者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其实，“国际化”意味着除了本国居民，其他国家的居民也愿意接受这种货币。这就要求这种货币具有可能被分享到的内在价值，且足够便利。可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两点呢？

对于前者，这种“可能被分享到的价值”只能来自于分享该经济体稳定增长前景的预期。由于经济之中不仅有贸易品，而且还有非贸易品，因而，这种分享本质上要求“本国货币就是本国财富的证券化”。

站在这个崭新的角度来理解此前提及的因素，一国要政局稳定，是使金融资产持有者的产权可以得到保证；经济总量要足够大，是确保有足够的基础资产来进行证券化以供全球持有；要保持通胀水平的稳定，则是避免货币这种基础资产所有权证的内在价值下降甚至隐含违约。

对于后者（即流动性），则需要一个规模足够大的金融市场的支持。一个经济规模足够大经济体财富的高度证券化，将令这一要求水到渠成。

因而，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其实是一国财富的高度证券化。

不少经济体虽具备较大的贸易和经济规模、稳定的通胀和政局，最终却未能成为国际货币。其主要原因正是金融市场发展不足，由此令国外居民虽渴望分享该国的成长红利却苦于无门。

比如，瑞士法郎，瑞士虽政局稳定，通胀也较低，但经济规模太小，“小水塘容不下大象洗脚”，因而最终无法成为国际本位币；泡东篱把酒黄昏后沫经玉枕纱厨济破灭之前的日本，曾是全球成长最快、经济上最富活力的国家，但是，日本一直以来的特征就是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对外的较强封闭，而“封闭”最终断送了日元国际化的梦想；1999年以货币状态出现的欧元，在本轮危机之前，从任何角度似乎都比美元更适合承担国际本位币的角色——欧元区通胀水平更低更稳定，其超主权央行的特征显然较美联储独立性更高，因而令币值稳定更有保障，但是，由于其金融市场分割严重，虽在诞生之日就深孚众望但最终仍无法与美元比肩。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缺乏一个具备相当深度和规模的金融市场支撑的货币，无论其所代表的经济体如何有活力，该货币最终都很难成为主要国际货币。

根据以上“国际货币不过是一国财富证券化”的视角，中国2009年的贸易规模就已跻身全球第一，经济规模则在2010年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政局和通胀总体也较为稳定，在基础资产上已具备成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但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却远远不足，海外投资者能够投资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和品种仍然极其有限。

这种状态必然会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在经历最初的“低基数性井喷”之后，随后便可能陷于停滞。目前已经看到，积累在香港的人民币因缺乏投资对象而同期限利率远低于内地，同时投资人也将香港的人民币债也戏称为“点心债”。

面对此种情况，各方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香港应推出新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和拓宽回流渠道方面。但是，在内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推，离岸人民币市场都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内地金融市场有限，即便回流渠道拓宽，海外投资人所能投资的对象也很有限，而“拓宽”带来的便利性改善也是极其有限的；当然，有限的投资对象也发过来会令“拓宽”更加谨小慎微。

因此，如果我们不改变在内地金融市场发展上所秉持的“宁慢勿快”“衍生等于有毒”的成见，人民币金融资产市场就很难取得较快发展，有朝一日人民币与美元比肩而立的期盼最终也就可能只是一种志大才疏的空想。

目前官方对更快发展金融市场中可能出现风险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早在西方成熟市场上平稳运行了几十年的一些金融产品、对于经过本次金融危机洗礼之后依然再度焕发生机的金融产品，我们却是应该积极推出的。因为与其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海外早已摸索得较为充分了，我们只需要认真研究借鉴就可避免出现大的疏漏。

否则，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退、随着印度等其他大国的逐渐逼近，是否未来世界的“明日之星”必定是中国，是否未来世界货币的又一极笃定是人民币，一旦战略机遇期错过，倒真的还很难讲。

具体来说，对于当下的金融市场，两个方面应当加速推进：

第一个方面，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硬盯住或单边升值的刚性人民币汇率，是不得不持续积累外汇储备、外汇管制不得不持续加强的关键。一旦人民币过渡到自由浮动，外汇管制和官方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就根本没有必要。那时，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外海居民投资人民币金融产品的渠道就不再是“拓宽”而是完全“来去自由”了。这将大大改善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增强人民币对海外主体的吸引力。

第二个方面，是非金融性公司债市场的发展。经济成长的活力本质来自企业。看好一国经济并期望分享其成果，落脚点本质上是在企业身上。从相当于GDP的比重来看，目前中国股票市场规模已达到80-120%，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不相上下，但非金融性公司债的规模却仅相当于GDP的10%左右，只有美国的1/15左右。考虑到在储备资产的投资品种上，与股票相比，债券往往是更主要的品种，因而，大力推进非金融性公司债市场的发展，对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实远比股票市场更为重要。

中小企业倒闭潮真的到来了么？

诸多媒体报道，近期以浙江企业为代表，中国不少中小企业近期关门大吉。全国工商联也表示，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与此同时，昨日公布的汇丰采购者经理指数(PMI)预览值也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50关口，滑落至48.9，创下28个月以来最低点。汇丰PMI的采样以中小企业为主，数据疲弱似乎也印证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

但浙江省统计局近日表示，该省中小企业虽有些许倒闭，但总体正常。有关数据显示，1至4月，该省中小企业新增4.5万家，远多于注销的7306家。

而工信部也在昨日表示，并未出现中小企业“扎堆倒闭”的现象。但工信部承认，目前部分中小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

总体来看，各方对于“中小企业倒闭潮”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因从各自利益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但一个共识是，由于货币政策从紧，中小企业正在出现“信贷饥渴”，导致步履维艰。

如何看待目前中小企业艰苦经营状况，又应该怎样解决目前的困境？

客观来看，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利润率较低，信贷成本一旦上升，经营状况很容易出现问题。由于底子不厚，如果资不抵债，很容易破产。

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很常见。中小企业违约率和破产率较高，也导致银行在面对中小企业信贷需求时，往往显得较为谨慎。

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则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在银行、大型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天然的“所有制”默契，让绝大多数信贷资源向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中小企业的贷款总量，仅占中国银行业贷款余额的15%至20%。按照中小企业的体量，这个比例显得偏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中小企业转向民间融资。但由于缺乏稳定的金融结构，民间融资也存在着成本较高的问题。这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一直都长期存在。在在目前整体信贷偏紧的状况下，融资瓶颈现象变得更加严峻。如何解决这一困境？

在提出解决方法前，先要提出两个问题，以防止“泥沙俱下”。

第一，中国市场的流动性其实并不紧张。以中小企业扎堆的温州为例，民间有大量资金。在过去很多年里，这些资金在房市、金市、煤市等市场上都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因此，简单认为流动性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并不准确。

目前紧张的主要还是银行信贷，这主要是受到了调控政策的影响。对于长期依赖民间融资的中小企业来说，“银行贷款难”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这样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形下，也需要谨慎对待。

第二，中小企业主要从事附加值较低的产品生产，在任何一种冲击下，都可能出现大面积经营紧张。金融危机期间出口萎缩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就是一例。企业产品如果竞争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肯定也较弱。一旦出现问题，就把责任推给政府、推给货币政策，也不是一种正确态度。接受一定程度和比例的企业倒闭，才是科学的态度。

那么，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从根源上来讲，中国需要进行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创造一种更加公平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在根本的制度性改革难以一蹴而就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的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甚至考虑一种相对更为“激进”的制度，包括允许建立私人银行等等。为中小企业建立更加“草根”的金融机构的基础在于，与其让民间高利贷盛行，不如建立一种制度较为规范、受到相应监管、并借助于民间资金的金融体系。这有利于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减少其破产概率。
当然，从中小企业本身来讲，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强化融资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市场机制中，资本仍然具有着强大的话语权。离开自身实力奢谈政策扶持，是不可持续的。

笔者认为，日本的“经连体系（Keiretsu System）”值得我们借鉴。这个体系由一些龙头公司牵头，包含融资机构、供应商和制造商。其成员持有成员团体的股份，并且相互贷款，以及从事联合投资。这样一个互相合作的体系，能在短期内保证企业快速成长。经连体系减少了过度竞争，也有利于企业形成在某个行业的集中和规模优势。

这样一个体系，是否适合中国的土壤，当然是存在一定疑问的。很多人会指出，由于合作性较差，让中小企业抱团可行度并不高。但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的上涨，中国工业化的下一个大趋势必定是进一步整合。这就要求产业链分工更细，厂家之间也必须加强合作。

笔者相信，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市场的力量会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制度和安排。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需要融资结构改革和产业结构创新，才能得到根本解决。